對左翼革新與轉型的貢獻
2023年12月10日
連續數週以來，我們看著加沙平民的死亡人數恐怖地日復一日上升。以色列國防軍對加沙人施加集體懲罰、約旦河西岸定居者施展的暴力不斷加劇、以及國家和右翼犯罪集團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的鎮壓，這些都令我們感到震驚和憤怒。在美國、歐洲、印度及其他地方，巴勒斯坦行動主義整體地被很多主流政客及媒體妖魔化，在某些國家甚至有被政府定性為罪行的情況出現。許多關於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西方報導都充滿了文明種族主義：經常將以色列人描述為現代的、西方的、文明的人民，他們的痛苦比巴勒斯坦人的痛苦更真實、更重要。將穆斯林和阿拉伯人非人化的種族主義是巴勒斯坦人遭受苦難的原因之一。
在這情景下，人們有只專注於眼前事物的衝動，這是可以理解的。 有人會覺得，現在談論左翼以色列/巴勒斯坦行動主義（及整體左翼）出了什麼問題，不是合適時機。
但我們認為，當面對危機時自我反思更見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正正是現在而不是以後，我們需要帶批判性地反思，（廣泛定義裡）我們運動中的主導觀點，是否是真正能讓我們贏取改變的正確觀點。
在我們看來，關於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種族主義、伊斯蘭主義以及許多其他主題的言論和信念都漏洞百出，有時甚至是反動的。
太多左翼人士為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於10月7日在以色列南部進行的大屠殺辯護甚至慶祝。我們認為，這正是這些漏洞百出的分析和反動趨勢的表現。
我們是長期的左翼行動者和組織者。在本篇文章中，我們希望觸及左翼裡的主流氛圍，並透過本文讓其他與我們有相同感受的人知道他們並不孤單。這也是對其他左翼人士的邀請：請與我們一起反對反猶主義、弱化版的反種族主義、陣營主義、民族主義、對伊斯蘭主義的遷就妥協及其他左-右翼聯盟。我們寫這些，是希望能夠有更好的國際主義左翼出現。
這篇批評的目的不是要削弱左翼對巴勒斯坦權利和自由的支持，而是要把這種支持重新錨定在堅持民主性、草根國際主義，從而達至真正的普世主義事業的基礎上。我們希望左翼不僅能更有效地為巴勒斯坦人的權利而戰，也能為所有人的民主、平等和自由而戰。
在10月7日，雖然最初從加沙邊境出現的許多圖像都是平民衝破圍欄，但到上午時分，很明顯哈馬斯及其盟友殘酷地殺害了大量手無寸鐵的平民及綁架了其他人。受害者有老有少，其中包括大屠殺倖存者、移民農務工人和貝都因阿拉伯人。有明顯證據顯示當中存在酷刑和極端的性暴力。當大多數猶太人（包括猶太復國主義者和非猶太復國主義者）都與以色列的人或事有著多重連繫，這次攻擊的規模和殘暴程度不僅為以色列社會帶來了恐懼和創傷，也為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帶來了恐懼和創傷。10月7日的屠殺和針對以色列平民的火箭攻擊是冷酷無情的殘忍行為，給以色列境內的猶太人和流散的猶太人造成深切的痛苦。
但許多極左翼人士為哈馬斯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辯解，這不僅表明他們缺乏人類基本的同情心，而且還對哈馬斯這股政治力量作出錯誤的判斷。哈馬斯並不只是「抵抗」以色列的抽象存在，它的行動是為了追求自身的政治目標，而這些目標從根本上來說是反動的。無條件地支持（任何）「抵抗」而不考慮這一點，就是在否認巴勒斯坦人的能動性，將巴勒斯坦人矮化為單純被動的力量，缺乏做出政治選擇的能力。反對哈馬斯並不是在「告訴巴勒斯坦人如何抵抗」，而是在不一樣的政治基礎上，站在那些同樣反對哈馬斯、並倡議實際的抵抗的巴勒斯坦人的一邊。
哈馬斯採取行動後，以色列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反應——而哈馬斯早知道情況會如此，也確實期望如此。需要重申：以色列政府襲擊加沙平民的生命和基礎設施，使巴勒斯坦人民流離失所；以色列政客[把巴勒斯坦人]非人化的言辭和種族清洗的提議；加沙殖民化定居計劃以及定居者和以色列安全部隊對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為，令我們感到驚駭，我們都一律反對。 我們支持為巴勒斯坦權利的抗爭，反對以色列國家暴力和佔領。
但是，如果我們的運動要有效地追求解放和民主的目標，就必須保有空間反思和批評左翼政治中與這些目標背道而馳的衝動。
承認並集中關注正在發生的巴勒斯坦苦難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能認真思考許多左翼人士對10月7日的反應，以及許多更廣泛的左翼觀點可能出了什麼問題。
攻擊事件發生後，全球的反猶主義事件——包括暴力攻擊以及在網絡上和面對面的騷擾事件——均大量增加。反猶主義言論在社交媒體和街頭瘋傳。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也急遽上升。極右翼人士利用這次衝突作為接觸新受眾（包括以色列的支持者和反對者 ）的機會。兩極化和分裂日益嚴重，不僅導致了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也導致了對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非人化，並加深了受害者身份的零和競爭文化，而不是促進團結共行。
我們反對以運動中及整體左翼中存在反猶主義為由，便否定、妖魔化甚至把所有巴勒斯坦團結行動主義視作罪行——不過，對抗反猶主義仍然是必要的。
這不是公關或「外界觀感」的問題。當左翼裡出現反猶主義時，我們之所以要對抗它，並不是因為它讓與巴勒斯坦團結共行的志業「不好看」，而是因為在我們的運動裡反動的、帶陰謀論的觀點，即使是以隱晦或邊緣的方式存在，都有可能毒害我們的政治。
左翼在哪裡出了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的左翼人士難以貫徹始終地將基本人性和平民（包括以色列公民）的苦難作為思考一切的出發點？ 為什麼有些人沒能夠譴責一場屠殺，而是拿其他苦難來與那場屠殺相比較，或把那場屠殺置於情境中考慮，結果把這場屠殺視為毫無意義或無足輕重？為什麼左翼分子是否聲援被壓迫的受害者，有時取決於壓迫他們的國家在地緣政治中的位置？為什麼許多左翼人士難以辨認並抵制左翼內部的反猶主義？
這些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我們相信，開始回答這些問題是左翼革新的重要一步。在這裡，我們分析了一些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
對以色列/巴勒斯坦的異常迷戀
以色列/巴勒斯坦已成為當代左翼人士的核心道德大戲，就像南非對上一代許多人來說一樣。
有些主流報導和評論使用東方主義框架來敘述整個區域，把阿拉伯描繪成野蠻和前現代的國家，與之相反地，以色列通常被描繪成現代自由民主國家。
同時，主流媒體和左翼媒體對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關注遠遠多於對敘利亞、庫爾德斯坦、蘇丹、埃塞俄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斯里蘭卡、緬甸或任何其他熱點的關注，而這些地方的軍國主義國家（或非國家團伙）都在壓迫或屠殺少數民族或少數族裔。
重點不是要為全球各地發生的壓迫進行政治或道德分級，也不是根據誰最痛苦來分配注意力和行動。相反， 對巴勒斯坦人的團結聲援應該源於對普世權利的堅持，這份堅持應該也推動我們聲援所有其他反壓迫抗爭。
當左翼迷戀以色列/巴勒斯坦，將巴勒斯坦的抗爭浪漫化和理想化，左翼人士其實正如主流社會一樣在把巴勒斯坦人非人化。左翼對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迷戀，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猶太人當成政治敘事的超凡化身，而不是能夠對自己的處境和經歷作出各種不同反應、有血有肉的人。
歷史文盲
儘管巴勒斯坦的事在當代左翼中佔據核心地位，但大家往往不甚了解該區域的歷史和衝突。
許多左翼人士將「定居者殖民主義」等潛在有用的概念從分析工具轉變為分析的替代品。以簡化的方式應用這些標籤讓行動者可以避免面對事情的複雜性，往往甚少去了解猶太復國主義 歷史上的內部 多樣性、它與各種帝國主義的矛盾關係，以及導致猶太人從不同國家移民到以色列的各種流離失所的故事。
以色列猶太民族國家的形成包含了定居者殖民過程，導致大量原有居民流離失所，當中涉及戰爭罪行和強制驅離等行為；那也是一場絕望的逃亡過程，那些逃亡至此的人自身也是曾受過種族主義暴力、被企圖滅絕的受害者。用愛德華·薩伊德 (Edward Said) 的話來說，巴勒斯坦人是「受害者的受害者，難民的難民」。用暴力剝奪領土上原有居民的一切，以此為基礎鞏固自己的民族並建立一個國家，以色列猶太人絕非唯一這樣做過的民族。
全面地正視這段歷史有多複雜及當中的張力，目的並不是要淡化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建國期間或之後所遭受的不正義對待。但如果不能全面地面對歷史，這既無助於理解，也無助於發展和支援爭取平等的抗爭。
更深入地認識歷史，以及更透切仔細地評估就這衝突的一國、兩國和其他可能「解決方案」的可行性，將帶來一個更新的團結共行運動。
統合政治
隨著大規模勞工運動的崩潰，當代政治的主要趨勢之一是統合形式政治的興起。統合形式政治借用了來自不同政治派別的傳統，有時被稱為紅/棕色政治、對角主義或混亂主義。部分左翼人士已與極右翼勢力結成危險聯盟：從反戰集會上的極右發言人和參與抗議新冠封控行動的前左翼人士，從反帝國主義影片博主邀請舊保守主義者當嘉賓，到安那其主義民謠歌手為否認大屠殺者進行推廣——最近一段時間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政治合作。這些行為的由來，有時是因為極右翼分子試圖向左翼推銷自己而起。因為反猶主義經常在統合的過程中將截然不同的要素互相捆綁，統合政治這一趨勢在巴勒斯坦團結行動主義中出現時有如政治毒藥。
陣營主義
在世界各地，我們看到為了爭取民主變革、贏得更多權利和平等的抗爭。但越來越多的人聲稱這些原則代表了「西方自由派精英」的霸權及「單極世界秩序」，而不是普遍人類的願望和權利。
那些施以壓迫的獨裁政權聲稱，要求他們對這些原則負責，目的只是為了保護西方的單極霸權。這些政權將自己描繪成新興「多極」世界的領袖，那個「多極」世界中多個獨裁政權都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反民主想像定義「民主」。
同樣地，就如種族主義、父權和獨裁運動在西方將自己描繪成反對「全球化」精英、真正植根本土的人的聲音一樣，這些運動在前西方殖民地則將自己描繪成反對「西化精英」霸權、已「去殖民」的大多數人。
左翼人士經常連承認這種動態都做不到。更糟的是，當中某些派別放大了其（錯誤的）前提：那些專制、獨裁和反動的勢力和政權代表了對「西方帝國主義」的進步抵抗力量。他們極度關注這些「多極」政權的存亡和實力，即使這樣等同放棄不受約束、有意義和持續地團結聲援抵抗那些政權的抗爭，他們也在所不惜。
西方帝國主義受到其他反動的替代勢力挑戰：俄羅斯帝國主義、中國帝國主義以及伊朗的地區帝國主義，它們經常部署準軍事代理部隊（比如真主黨，和某程度上的哈馬斯），並在2011年冒起、爭取解放的抗爭浪潮中扮演著打壓革命的角色。阿拉伯半島的石油君主國日益成為全球大國；其他地區帝國或次帝國強國如擴張主義和干涉主義的土耳其，也日益活躍，明顯地並不只是美國的附庸國。
面對這些時刻，多年來一直鼓吹「任何損害（美國的）霸權帝國主義及其盟友都必然是進步的」（這種觀點被稱為「陣營主義」——選邊站在地緣政治「陣營」一方，而不是追求真正的國際主義事業）的基進左翼，很可能會落入為其他反動的替代勢力辯解的境地。這種陣營主義式的「反帝國主義」無視這樣一個事實：支持「抵抗軸心」並不是反對帝國主義，而是在「多極」世界中站在參與競爭的另一帝國的一極。
上一個（在冷戰中達到頂峰的）歷史時期裡，在陣營主義左翼的想像中，與美國對立的另一極是蘇聯（通常不被視為指路明燈，而只是作為任何其他可能形式的代符）。但在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石油禁運和1979年伊朗革命之後，特別是在蘇聯集團垮台之後，這一角色越來越多被包括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和不久之後的哈馬斯在內的各種「抵抗軸心」組織代替。
陰謀論
我們所身處的世界複雜並「多極」，權力和壓迫的運作機制看似不透明，社會變得越發割裂，導致人們渴求「主流」之外的答案和解釋。平台經濟把錯誤訊息和虛假資訊作為賺錢工具，令迷思和謊言更易傳播，為人們提供輕鬆獲取彷佛能提供答案和解釋的陰謀論的途徑。
當今知識共享和獲取形式變得支離破碎、快速及數位化，這鼓勵了人們對「主流」權威冷嘲熱諷的同時輕信「另類」訊源；享受「揭露」被隱藏真相的快感同時對霸權無所不在感到絕望；並希望尋找截然不同的現象之間的聯繫，卻缺乏分析工具來理解其重要性。陰謀論幾乎總是會導致反猶主義，這通常是一種超級陰謀論。
在當代極右陰謀主義者的想像中，反猶主義也經常與的反穆斯林偏見融合在一起。其「大替代」理論聲稱「全球主義金融家」（最著名的是佐治·索羅斯）策劃了一個陰謀，資助主要是穆斯林的移民到「白人」多數國家，以「取代」「白人」人口。
以反猶主義作為偽解放
與其他陰謀論一樣，反猶主義在這令人困惑的世界中提供了錯誤且輕率的答案和解釋。跟其他種族主義不同，反猶主義經常顯得像是「對在位者的嘲諷」：它可以把猶太人形容成幾乎擁有無限權力、財富和狡猾的人種。由於其偽解放的性質，反猶主義經常顯得基進。但這是一種偽基進主義：透過將猶太人視為控制我們社會的隱藏菁英力量，它使真正的統治階級隱形，保護了統治階級的權力結構，並將對不公現象的憤怒轉移到猶太人身上。
正如莫伊思·波斯頓（Moishe Postone）所說，反猶主義經常充當一種「反資本主義的迷戀形式」：「資本的神秘力量是無形的、全球性的，攪亂了各個國家、地區和人們的生活，而這被歸咎於猶太人。資本主義的抽象支配被人格化為猶太人。」這種偽解放的反猶主義有著悠久的歷史，從現代社會主義關鍵流派的一些創始文本，到第二國際代表大會，到東歐大規模移民時期的工會和工黨，再延續到綠色運動中新世紀形式的法西斯主義。它在俄羅斯革命的各個政黨中存在並受到爭議，也在納粹和戰後斯大林主義 意識形態及其今天的繼承人中都有所體現，都把「世界主義者」和「全球主義」金融家視為剝削著進行勞動生產、紮根本土的工人的吸血魷魚。但它也越來越多地與「反帝國主義」的願景綑綁在一起，它被視為從全球南方土地上受苦的人民身上吸取生命之血。
與伊斯蘭主義的遷就妥協
雖然部分左翼人士（特別是在歐洲和美洲，但也有在世界其他地區）有著悠久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歷史（在敘利亞戰爭期間，部分左翼人士使用了反恐戰爭語言來妖魔化當地的革命，這種種族主義又回到人們的眼前），在（巴勒斯坦）第二次起義和9/11之後的時期，上述的陣營主義世界觀使許多左翼人士將伊斯蘭主義視為相對於霸權的西方帝國主義而言是進步的、甚至是革命的力量。
不幸的是，這是一個全球性現象。然而，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左翼相反，西南亞和北非（SWANA）的大多數左翼更直接地面對伊斯蘭主義的反動政治，所以對其並不抱有幻想。 SWANA以外的左翼應該聽聽他們的聲音。
伊斯蘭主義包含不同的流派。哈馬斯不是伊斯蘭國，伊斯蘭國不是塔利班，塔利班也不是土耳其埃爾多安政權；哈馬斯內部也包含不同的流派。理解這些差異很重要，但它不應讓左翼忽視以下的唯物現實：在社會權力層面，伊斯蘭運動和政權與其他政治化原教旨主義宗教一樣，殘酷地對待宗教、種族和性少數群體、婦女、政治異見人士和進步力量的運動。
反猶太種族主義是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的持久要素，這在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的基礎性著作《我們對抗猶太人的鬥爭》（1950年）和哈馬斯1988年的《約章》（其中引用了臭名昭著、反猶太的偽造作品《錫安長老議定書》）中清楚地展示。 伊斯蘭主義對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和猶太人的立場並不純粹是「政治」的，不能只理解為以巴勒斯坦人和猶太復國主義/以色列之間的對抗，而是更廣泛的反猶主義世界觀的一部分。
雖然伊斯蘭主義運動有自己的觀點和議程，但也應該以「帝國主義相互競爭的地區大國間的競爭」作為背景來理解伊斯蘭運動：伊斯蘭主義者經常以敵對的地區帝國主義（如伊朗）的名義或與其結盟來抵抗霸權帝國主義。同時，美國帝國主義和以色列等與其結盟的區域大國有時也會容忍或推動伊斯蘭主義運動，從而削弱其他勢力。
左翼中把其他問題（例如反對「主要敵人」「美帝國主義」的鬥爭）視為在政治上比性別和性取向解放的抗爭更重要的觀點，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許多左翼份子願意為父權制、恐同和仇視跨性別者及規管性別及性取向（像所有宗教原教旨主義運動一樣）的政治運動洗白、壓制自己的批判觀點，甚至提議與之結盟。
拋棄階級分析
唯一可能達至反資本主義、真正民主政治的力量，是被剝削壓迫者以自我解放為目的、有意識地抗爭。數十年來新自由主義取得勝利而勞工運動失敗，使階級政治遭受挫折。但摒棄對工人階級力量和其他由下而上的民主鬥爭的專注，這做法由來已久，上世紀便不幸地充斥著左翼以史太林主義國家和其他獨裁勢力取代被剝削及壓迫者的力量的例子。
許多自稱左翼的人士甚至（有時會更多或更少「帶批判地」）支持那些並不採納社會主義言辭和象徵意義的國家和非國家勢力，如普京的俄羅斯、阿薩德的敘利亞、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及哈馬斯和真主黨等伊斯蘭準軍事力量。
我們認為，統合政治、陣營主義和陰謀論的興起，以及偽解放的反猶主義日益深入民心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左翼拋棄階級及全球資本主義動態分析的影響。
近幾十年來，許多左翼政治的前提不是反對資本主義式的社會關係，而是反對「美國霸權」、「全球化」、「金融」——或者有時反對被視為是這些力量的先鋒的「猶太復國主義」。這導致許多自認為左翼的人同情或許能改變當前政治經濟力量分佈的反動替代勢力。
同時，弱化版的反資本主義形式把關注點放在「金融」或「非生產性」資本的所謂道德罪惡上，而不是關注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客觀對立，鼓勵了針對「全球主義精英」和「羅富齊銀行家」個人的批判，而不是鼓勵通過集體組織和由下而上的抗爭來廢除資本主義本身的運動。
弱化版的反種族主義
當代全球反種族主義是在二十世紀時形成的，當時的背景主要是發生在美國及其他地方反對反黑人種族主義以及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抗爭。它對種族的理解往往是過於簡化和二元對立，不適合用來理解21世紀複雜交叉的種族化發展。
許多「去殖民」思想的主導觀點提供了一種摩尼教的視角，它將世界分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兩類，所有國家和種族都可適用。
這種視角讓左翼無法理解不同的種族主義如何相互影響——例如，為什麼印度的印度教至上主義者熱情支持以色列民族主義，或者為什麼漢族至上主義的中國政府在倡議巴勒斯坦權利的同時，卻以「人民反恐戰爭」的名義對新疆/東突厥斯坦的穆斯林進行殖民佔領和大規模鎮壓。
這種視角導至左翼無法理解不涉及膚色的種族主義，例如西歐人針對「是白人，但又不完全是（白人）的」東歐人的種族主義，或者俄羅斯人針對烏克蘭人的種族主義，或者針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主義。
反猶主義尤其不符合這種弱化版的反種族主義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將猶太人視為「白人」，因此不能將他們理解為被種族主義針對的目標。這種觀點忘記了那些不被視為「白人」的猶太人，並忽略了「白人身份」這概念本身是偶然發生及由社會建構的。有些猶太人確實融入了白人身份，但也不是平均地發生在所有猶太人身上，而且許多相關情況都是最近才發生的。
這種弱化版的反種族主義與弱化版的反資本主義如出一轍，給左翼留下傷害。
簡而言之，作為國際團結運動，左翼的革新需要堅定的反種族主義、堅定的女性主義、階級政治的革新、對全球資本主義分析的革新，以及拒絕將世界簡化成幹淨俐落、善與惡二元對立的陣營主義視角。
如何改造和革新左翼？
我們提供這分析，是希望向前邁一步，在真正的國際主義和堅持民主政治的基礎上革新左翼。解決我們內在的反動思想並不容易，但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的運動每次都會從中獲得更深刻的理解並因此受益。如果左翼開始這樣做，會是什麼樣子？
堅定的團結共行
身為國際主義者，我們的出發點應該是倡議所有人都享有民主權利。堅持對兩方遭受攻擊的平民進行聲援並不是油嘴滑舌的道德對等論或「那…又怎麼說？」的反指控技倆，而是道德的第一原則。真正堅定一致的團結共行並不意味著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並忽略受害者之間的結構差異，而是承認並尊重差異。
左翼應該關心所有平民的死亡，無論那是由猶太國家還是阿拉伯國家造成的，是由西方陣營的國家還是反對西方陣營的國家造成的，還是由非國家團伙所造成的。
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受手段制約和預先決定的。以無差別屠殺平民來推行的政治活動，不能達致解放的目標。
特別大問題的是，現時政治潮流將注意力集中在加沙裡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同時卻對（包括敘利亞巴勒斯坦人在內的）敘利亞人遭受阿薩德政府及其盟友屠殺（他們經常用反恐戰爭等言辭來合理化其屠殺行為，與以色列政府有時用來掩飾自己攻擊平民的藉口一模一樣），又或在中國境內的維吾爾族和其他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數民族面臨大規模監禁、全面監視和文化清洗的時候，保持沉默或甚至表達熱情響應。
以雙方工人階級、進步力量及和平建設力量的聲音和經驗為重心。
如果沒有有意識並積極地為之抗爭的力量，基進的民主變革是不可能的。國際左翼人士將精力集中用在為反動勢力搖旗吶喊，既無助於上述力量的發展，反而會阻礙它。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上，正如在任何國際抗爭中一樣，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堅持民主性的左翼應該將其行動重點放在聆聽、參與和實質地支持在當地組織及推動民主政治的力量。即是說，去讓更多人聽見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會中來自反對長期國家暴力和種族分離的草根行動者——女性主義者、酷兒行動者、工會主義者、環保行動者——的聲音。
對國家的批判並不意味著反對其人民享有基本權利
國家民族作為一個整體群體，經常從該國殖民主義和壓迫其他民族的政策中得益。但這些得益並不是平均地分配給所有人民，也不代表所有該國的人民都平等地擁有對其國家政策的決策權，均等地參與在這些政策中同流合污。
與巴勒斯坦人團結共行不應意味著我們要徹底敵視以色列猶太人這一整個民族，或反對他們應享有的權利。左翼政治的目標應該是確保所有人擁有更多並同等的民主權利，而不是剝奪某些人的民主權利來「重新分配」給其他人。
當以色列人普遍地成為攻擊目標時，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往往以多種不同的形式與以色列的人和地方有所聯繫，他們都會感到受到攻擊。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權利時，我們需要謹慎地認知到以色列國家（及其意識形態機構）才是不公義的肇事者，而不是整體以色列人民，不應把他們視為一個同質的、政治上無差別的集團。
把以色列置放於整個世界中理解
反猶主義的傳統聲稱猶太人擁有絕對權力。當我們用這種特質來形容以色列，這仍然是反猶主義的說法。以色列存在於一個複雜、變化多端和「多極」的世界；它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但其力量在全球體系中受到制約，肯定不是左翼論述中有時形容那樣，是世界帝國主義的推手。
許多對以色列所做之事的批評是公義和必要的，而世上許多其他國家都有做相同的事，包括我們自己所居住的國家。拒絕妖魔化以色列，不將其視為完全例外，並不代表要同意及接受其政策，而是要理解這些政策是更大的世界趨勢的一種表現，而非唯一精髓。就算是現在以色列對加沙人民所施加如此大規模的暴行，近期也有直接的前例可見，就是阿薩德政權對敘利亞人民的戰爭。
那些批評以色列為定居者殖民主義，但同時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殖民主義辯護的左翼思潮，是雙重標準的。 我們也敦促同志們反思自己和自己的組織在土耳其壓迫庫德人或斯里蘭卡壓迫泰米爾人等問題上，是否同樣使用了與批評以色列壓迫巴勒斯坦人時的語言和情感字眼。如果答案是不，請考慮這種把某些情況視作特例的政治影響和含義。
以批判態度看待民族主義
民族國家是社會建構出來的觀念，它的部分功能是以統一的「國家利益」為名義掩蓋國家內部的剝削和壓迫，例如階級、性別、種族壓迫等。我們的長遠目標是全人類能自由連結，也就是一個沒有國家民族的世界，在該世界中種族認同也變得次要。然而，在人們因民族背景而遭受壓迫、佔領、有時甚至是屠殺的世界裡，超越國家民族性的想像是很難的。
左翼應以反對人們因國籍而受到壓迫為立場。但我們也必須承認，所有民族主義——包括目前受壓迫群體的民族主義——無論輕重都會具有潛在的排他性和壓迫性。支持特定人民捍衛或贏得自決的權利並不意味著間接要接受他們的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左翼不應不加批判地揮舞任何國旗，也不應不加批判地支持任何民族國家或運動。
左翼應該支持自決權，視之為民主平等進程的一部分，即是支持所有人民有權在平等的基礎上自決，並反對任何旨在支配、統治另一個民族的計劃。
哈馬斯的目標是用伊斯蘭民族主義統治取代猶太民族主義統治，建立一個徹底驅逐猶太「篡位者」的神權國家——這是反動的。從民主、國際主義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個目標不會因為它極不可能實現而變得更值得被支持。
無條件地徹底反對一切種族主義
支持種族主義受害者的理由不僅僅是出於對人們受傷的情感的同理關心——儘管這種關心比左翼有時的冷酷無情及漠不關心更可取。支持種族主義受害者的理由也是由於推動偏執的思想會破壞為推動民主抗爭而付出的努力。
這意味著我們要拒絕按政治條件來劃分及決定在什麼情況下才團結起來反對種族主義。
正如要求巴勒斯坦人（或其他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先譴責哈馬斯才有權在反對種族主義的事上得到聲援是錯誤的一樣，要求以色列人或流散的猶太人在針對他們的偏見得到嚴肅對待之前，要先表現出他們的意識形態純潔性——是「好」猶太人—— 也是錯誤的。
團結聲援反對種族主義的運動，不代表我們要認可受害者或群體的主要政治力量，而是需要無條件地徹底反對一切種族主義和其他偏見，即使被種族歧視及迫害的群體成員可能持有反動的觀點。
左翼可以而且必須不支持哈馬斯，同時徹底地反對反巴勒斯坦和反穆斯林的偏見；它可以而且必須不支持以色列沙文主義，同時徹底地反對反猶主義。
不為虛假的朋友提供平台。
當前這個危機有一個影響全球的特點，就是極右翼行動者（包括中堅法西斯份子和真正的納粹份子）損人利己地利用聲援巴勒斯坦的團結運動來推動反猶主義。少數極右行動者加入了反以色列的遊行。大量支持巴勒斯坦的社交媒體用戶正在放大極右翼的（反動）具影響力人士的影響力，這些人已介入到論述之中，而他們往往得到受俄羅斯和伊朗國家影響的網絡支持。在10月7日之後的幾週內，積遜·興戈（Jackson Hinkle）（「讓美國再次偉大共產主義」的倡導者）和安娜達西雅·縷碧絲（Anastasia Loupis）（右翼反疫苗接種行動者）等帳戶發佈關於這次衝突的貼文，當中很多內容都包含虛假資訊。這些貼文在敵視以色列的用戶群中像病毒一樣快速傳播，他們亦因此累積了數百萬粉絲。
另一方面，極右翼並非千篇一律的。只要稍作調查便會發現，極右翼仇視伊斯蘭教的行動者中許多人其實是反猶主義者，他們正在利用猶太人的恐懼和廣大公眾對哈馬斯恐怖主義的憤怒來推動反穆斯林的敵對情緒，並洗白他們的種族主義臭名。我們需要揭露並排斥這些不良行為者。我們需要與他們劃清界線。我們不應該讓政治企業家利用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苦難作工具。任何為納粹、法西斯和其他相關的講者提供活躍平台的團體，都應該以類似對待同情白人分離主義的人的方式同樣地對待。
結論
我們寫這篇文章是為了批判在大部份左翼中逐漸佔據主導地位的「常識」。這是來自左翼的批判，也是心向著左翼的批判。
作為左翼行動者和組織者，我們並不認為我們所描述的趨勢是左翼基本原則的必然產物。我們認為它們是扭曲和放棄左翼基本原則的結果。
我們歡迎更多人共同聯署，包括那些認可本文某些部分但不認同其他部分的人，以及批判性的回應。鑑於現時情況，我們特別歡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左翼人士的回應，包括具批判性的回應。我們希望這文本能夠為有關如何改造和革新左翼、更廣泛的辯論做出貢獻。
我們認為，對於任何不希望排除系統性變革的可能性的人來說，努力革新和轉型是必要的。我們歡迎任何致力於這種變革的人，以及那些願意明白「為了成為實現這項變革的有效推動力的人，左翼左身必須改變」的人參與。
Ben Gidley, Daniel Mang, Daniel Randall